“平民”，在大革命时期是个褒义词，比如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又如 1966 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但在太平盛世或之最精米的社会氛围中，则马上就会被涂抹上贬义的色彩，因为这个时期的风向变了，崇尚的是金钱和“贵族”。
“平民”，在有之恋过的知识分子心目中是一个褒义词，比如世界文学史和艺术史中，狄更斯、杰克。伦敦、哈代、高尔基、梵高、高更、施特劳斯……无数巨擎大师，一直坚持平民化立场，不应为自己为人类创造出了伟大作品而高居于民众之上；二一批本来出身贵族的高贵分子，比如俄国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甘愿为民众的解放世界也放弃本来属于自己的贵族生活和地位，他们一点也不掩饰自己推崇和张扬平民精神的高贵境界。可是在浅薄的人（包括有些商人、官僚、歌星、影星、成名何不成名的文艺界人士一节其他知识分子）那里，本来离真正的贵族差着九层天十万八千里，他们却给自己虚加了想象的高度，然后就以为自己是贵族了，就处处以“贵族”的眼光傲视众生，唯恐别人再把自己视为平民——当然，这一来，他们是连精神贵族也做不成了。
我也出身在平民知识分子家庭中，从小受中华文化传统教育（比如诸葛亮“臣本布衣……”），对“平民”一词崇尚有家而且自豪——本来嘛，我们可不都是平民大众中的一员？ 然而近年来，大概是钱包渐渐鼓起来了，别墅越住越宽大，汽车越换越高档，我发现不少中国人包括知识份的贵族化或远越烧越烈，你想做个平民竟越来越难了，岂非咄咄怪事？
那天，我行驶在全中国最笔直、最宽阔、最敞亮、最明朗、最现代的北京长安街上，感觉万万千千豹子一般奔跑的汽车 “ 哇啦！哇啦！ ” 从身旁腾起，越过，心里忽然很乱。 2004 年底，又有占首都出租车三分之一的两万辆夏利车被淘汰出京城，取代它们的是更为豪华的 “ 北京现代 ” 。有公开报道通知大家，仅存的万把辆夏利也很快都要换完，是为了确保首都的光彩形象。毋须说，车价也随之提高了 33% ，有众多老百姓提了意见。可是意气洋洋的主管处长局长们不接受，驳难说： “ 本来出租车也不是给老百姓坐的。一般老百姓去坐大公共。 ”
哎哟，那谁是 “ 老百姓 ” （平民）呢？谁又是 “ 非老百姓 ” （贵族）呢？现代的消费观念啊，真是动感时尚，出其不意，摇曳多姿，千媚百态！不仅仅是为了夏利或者是北京现代。我是不明白：我们中国不是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吗？不是还有七千万贫困人口吃饭都成问题吗？我国的自然资源不是已经严重不足了吗？全国数以亿计的失业大军不是到处都在流浪都在嗷嗷待哺吗？ ……
单是我亲身接触到的，一天用三个馒头果腹的贫困女大学生，就像决了堤似的，救了一大批，又涌来更多的一大批 ……
阳光，好好地晒上一晒。
我真是落伍了？
从小就被打下了坚实基础的一些优秀传统观念 ——— 节俭、本色、不贪钱财、不慕虚荣、实事求是、平民立场等等，多年来我一直理想主义地坚持着。
去人民大会堂的最佳方式
我家的地理位置有点特殊：它坐落在北京的心脏地带 —— 东单银街上的一个欧罗巴式大院落，距长安街有一站地，距天安门广场三站地，我自己形容为 “ 一箭之遥 ” 。
要完成这 “ 一箭之遥 ” 的行进，共有四种方式可选择：（ 1 ）步行，需 40 分钟。 2 骑自行车，需 15 分钟。（ 3 ）乘公交车，包括步行到车站、等车、塞车等因素，大约需 30 － 40 分钟。（ 4 ）打的，如果不塞车的话，一去 15 － 20 分钟；但回来可就困难了，因为第一打不到车，长安街上不允许出租车空驶，更不允许随便停车。第二，东单路口不允许左转弯，必须前行到 两公里 以外的建国门绕二环路口回来，中间需耐心等待东单、北京站两个大红绿灯，这么一去一来，时间就没谱儿了，一小时开外也是题中之义。
这样，我抵达人民大会堂的最佳方式，肯定是骑自行车了。而且多年来，骑车一直是我上班的交通方式，这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我刚参加工作时，就天天骑车 20 里地上下班，一来一去两个小时，风雨无阻地骑了八年，于是我的身体就很棒。现在我家离就职的报社仅 “ 半箭之遥 ” ，骑自行车 10 分钟就到，而若开小车，单是过崇文门路口就得 20 分钟，所以我也没买私家车，非不能也，实不需也。
就这么着，当记者 20 多年来，无数次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每次我都是骑车去，一直很自在。可是近三四年来，我发现出问题了 —— 社会财富使社会的精神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至，它对我竟产生了一种几乎是不可抗拒的挤压！
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各色人等，包括我们这越来越庞大的记者群，渐渐地都变成了先富起来的小车阶级。有一次，我又骑车到了人民大会堂东门，发现竟只有我一辆自行车了，警卫因此拉长了脸，竟不让我把车放在以往一直放自行车的小树林内。我心里不服，一直等着不进去，想看看是不是就我一个人还骑自行车？结果是大出意外，果然是 “ 孤家寡人 ” 了！
同事们、同仁们、朋友们见我骑着车来，往往都是冲口而出： “ 怎么还骑车呐？你！ ”
这里面的潜台词颇多，有 “ 你该买辆小车了 ” ，有 “ 至少也应该打辆车 ” ，还有 “ 掉价儿 ” 、 “ 离谱儿 ” 、 “ 穷酸儿 ” 、 “ 抠门儿 ” ，等等。以前我听了全不往心里去，笑答一句，也就抛在脑后了。可现在，一次两次八次十次、二十次 …… 我意识到坏了，自己简直成了新闻界的贫下中农了，因而渐渐的，竟也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说实在的，我这人虽然外表文弱，但却是个主观意志很坚强的女性，认准了的道理，敢于坚持，一般不是轻易就妥协的。比如我从小就被打下了坚实基础的一些优秀传统观念 —— 节俭、本色、不贪钱财、不慕虚荣、实事求是、平民立场等等，多年来我一直理想主义地坚持着。
可是现在，我自己竟也虚荣起来了！车一骑到人民大会堂附近，就会下意识地左右看看，是在看有没有熟人？最好是没有。我就迅速闪身到小树林中间，把自行车放好。然后，长出一口气，将胳膊在阳光下画出一个潇洒的圈圈， “ 哗 ” 地掏出大红烫金请柬，就昂起头，往里走。唉，平心而论，我是热爱我的自行车的，而且从身体到心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都觉得舒服 ——— 尤其是在清风、白云、红日、蓝天、鸽哨、鲜花之下，更尤其是在宽敞整洁、大气磅礴的天安门广场。可是，我也真的越来越惧怕熟人的目光了，它们闪闪烁烁，犹如一把把利剑，不是暖暖的垂怜就是冷冷的鄙夷，都让我浑身长刺。
终于，有一天，我的一位好友结结巴巴对我说： “ 下次，你从单位，要个车吧？你们报社不至于穷到，这 …… 份上吧！ ”
哎哟，麻烦了，我的骑车已经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关系到我们报社的形象和声誉了！
可是我不能接受。说真心话，两千多元的工资确实不高（现在工资已经不止这个数了），但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写作再挣点稿费，有时还能挣点讲课费、评审费什么的。加上我的生活很本真很简单，没有什么高消费的欲望，也没时间没心情去泡吧泡商场什么的，所以我一点儿也没觉得钱紧。以我 “ 不大 ” 的又 “ 无限大 ” 的追求来说，吃得再好，不也就是一天三顿；穿得再好，不也就是三尺之躯；住得再好，不也就是一张床？而我个人觉得最享受的快乐，是坐在电脑桌前，写我自己想写的散文，那时，心中满涨着做宗教仪式一般的幸福感，全身的血液都在欢唱着，把 “ 无限大 ” 的追求抛洒向朗朗青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