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四平八稳的 “ 单位 ” 办公楼相比，我更喜欢写字楼所代表的一种新气氛的兴起与壮大，这种气氛始终是积极而带有挑战性的，与公开交易、专业化分工以及高效率密不可分。当写字楼逐渐成为城市的主流建筑时，标志着一座城市渐渐进入多元化的开放时代，商业文明所特有的包容性也会使城市变得更有魅力。
写字楼显然是一种中产阶级建筑，换句话说，目前中国中产阶级的大多数可能就是上下班以及午餐时间拥挤在写字楼电梯里的人。原因很简单，更有钱的人是这些中产阶级雇员的雇主，他们的行止不受公司行政管理的约束，当然不用等到打完卡再去坐电梯；更贫穷的人是蓝领阶层，除了送桶装水和同城快递外他们鲜有出入写字楼的机会。
当然，这样从写字楼观察中国当下的社会分层是一个很平庸的角度，在写字楼里谋生的人是过于细分的人群，这个人群的同质性远远大于差异性。他们都有相对比较好的教育背景，从其汉语里夹杂的英文单字中很难分辨他（她）是从小生在双语家庭还是后天掩盖了高考英语不及格的痕迹；他们是时尚媒体和品牌产品最重视的目标消费人群，尽管秀水街也常出现他们的身影；他们是小资符号的具象化身，小资文化领袖创意的所有事件，从艺术作品到语言新概念，离开写字楼一族的欢呼和追逐是不可能存活的。唯一遗憾的是政府的产业决策部门似乎还没有给予这个人群一种正式的关注，其实，在北京、上海这样的恢弘都市里，写字楼一族的毁誉经常可以决定一些小到服装、餐饮，大到房地产、汽车行业业主的命运。我经常想，夏利汽车在中国那么多的城市里满大街横冲直撞，其生产厂家为何竟沦落为亏损企业？重要原因之一一定是写字楼一族对夏利品牌 Image 的不屑一顾。
写字楼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对它的日常观察似乎还基本停留在市容观瞻的层面。如果做深沉状思考的话，这些都市中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不仅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许多人的经济生活，更涉及到一些相当宏大而严肃的命题，关于历史、文化和生态。
我的印象中北京第一座高档写字楼应该是国际大厦， 1980 年代中期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称之为 “ 巧克力大厦 ” 。国际大厦作为特定建筑物的名称似乎比写字楼作为建筑物种类的称呼更古老，显示出写字楼无疑可以成为中国制度转型的物理性标志。在计划经济年代，建筑物实际上不过是 “ 单位 ” 的物质形式，建筑物的体面程度直接代表着 “ 单位 ” 的权势和财政处境， “ 单位专用 ” 的建筑物于是在实质上成为不可分享的 “ 私有财产 ” ，除非官方出面施展挪移大法。这里有句题外话，中国艺术研究院坐落在恭王府是一个有趣的例外，以奕的级别、住房条件和退休时间，新住户即使不如卫生部（落户醇王府），也不至于与教育部（落户郑王府）相差太远。
国际大厦一开始也未能免俗，至少它初出茅庐的时候看上去非常象 CITIC 专用的办公大楼，不过它很快就成为一批赫赫有名的国际企业的北京码头。北京写字楼自国际大厦始，经京广、京城、亮马、赛特、国贸等显赫楼宇发挥演绎至今，虽尚不及曼哈顿 Downtown 和 Midtown 的气势，但比巴黎之 La D éfense 已应不逊。 20 年光阴荏苒，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全面建立，写字楼在神州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近年来更渐入佳境，颇有一发不收之势。写字楼建筑面积的增加，必然导致相应的在写字楼里就业人口数字的增长，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和素质的提高，同时也可能带来政府税收的增长。由此可见，写字楼利国利民，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贡献弥丰，功不可没。
但凡事两面，写字楼也并非没有负面效应。抛开它以玻璃幕墙为标志的全球一体化标准格式对城市外观本土特色的毁灭性颠覆不谈，仅是其过于强大的商业功能，就足以造成社会价值观上的生态危机。写字楼有一种无形的压力，驱使着充斥其内的人群以一种一致性很高的方式生活。它不露声色地逼人消费，从服饰、饮食、器物到休闲娱乐，在建筑物的奢华与人类生活方式的奢华之间建立起一种正相关的联系；它压迫所有的人以同样一种话语及语气进行交流，其核心理念是财富、效率、竞争、时尚和目标理性。从写字楼的窗子向内眺望，世上可能还有坦然吝啬的富翁，却少见有勇气不虚荣的高薪职员。然而花钱攀比还不过是 “ 形于外 ” 的东西，写字楼真正可怕的功能是不断地扩张一个人的经济欲望，从而使人的属性无限趋近于 “ 经济人 ” ，挤压人类天性中作为 “ 文化人 ” 的本能需求，经常会使人忘记人生除了成功和消费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内容。
在一个经济学家统治意识形态的时代，写字楼无疑是现代性、市场经济和发展水平的重要象征符号之一。但经济学理论有它的先天缺陷，它的基本假设是人都是经济理性动物。人生来为了逐利应该是不错的，但除了趋利，人类确实也有其他的需求，比如尊严和平等。因此这个时代最大的危险是把经济学原则提拔到哲学高度，将拜金主义的技术指标作为衡量个人成就的社会普遍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个人财产总值低下的社会成员不仅需要接受简朴的生活，还需要面对不同形式的身份歧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字楼构造出城市中的一个弱肉强食的竞争丛林，其生态法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对于个体来说，残酷而持续不断的搏弈是生命过程的事实真相，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学会接受这个现实。在这一点上，写字楼倒是一个赤裸而真诚的地方，因为高度市场化的商业企业可能是中国惟一可以相对公平地有效完成工作绩效考核的社会组织。
写字楼的另一个特性是其空间对于人来说具有近乎天然的流动性。从前有很多人相信自己会在一个单位大院里终老一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自己不会在现在上班的写字楼里坚持做到下一个春季。 “ 人挪活、树挪死 ” 的古训在写字楼里经常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写字楼越来越多，企业办公场所的市场选择性不断增强，人作为企业的市场化资源也不断处在选择和被选择的过程之中。 “ 变是惟一不变 ” 于是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不过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一直繁荣昌盛，写字楼出租率居高不下，写字楼一族穿梭楼宇之间似还可游刃有余。不过世事难料，想 10 多年前在北京写字楼里风光无限的外贸批文经纪公司，如今却早已作鸟兽散，或改弦易张，或不知栖居何处，更不知是否还有诗意。
写字楼里的人也是酒吧和量贩 KTV 的主要顾客，这使得写字楼和不夜街区建立起一种如同压力和释放之间的亲属关系，城市灯火辉煌的夜景不过是这种关系的附属物。就个人而言，与四平八稳的 “ 单位 ” 办公楼相比，我更喜欢写字楼所代表的一种新气氛的兴起与壮大，这种气氛始终是积极而带有挑战性的，与公开交易、专业化分工以及高效率密不可分。当写字楼逐渐成为城市的主流建筑时，标志着一座城市渐渐进入多元化的开放时代，商业文明所特有的包容性也会使城市变得更有魅力。 CBD 街区虽然显然不适合人类居住，但非常适合人类找工作。
沿着纽约第五大道上溯越过哥伦比亚大学，就到了曼哈顿 Uppertown 最不迷人的哈莱姆（ Harlem ）区。从西方的经验看，都市繁华商业街区的尽头，一定有贫民窟守望在那里。从国际大厦落成到今天，中国的写字楼发展史还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很多章节内容不全。新生事物的后发优势就是它对年轻一代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人类文明之所以不断发展也正依赖于我们喜新厌旧的天性。然而，写字楼在中国的生长发育，不仅标志着一个新兴中产阶级的诞生，也昭示着从前建立在普遍贫穷基础上的简单社会结构的崩溃，写字楼不过是社会分层深化的建筑表现形式。实际上，一个成熟的社会不仅需要鼓励竞争，也需要保护竞争中失败的弱者。因此，一座城市除了生长越来越多的写字楼以外，也应该生长出一些其他性质的建筑，哪怕外观朴素寒酸一些。而在那些朴素的建筑里，应该可以找到心理诊所、免费的职业培训教室和酗酒者安全度过醉后一夜的一张窄床。
关凯
1969 年生于吉林，
北京大学外语专业本科，社会学硕士，
长期供职于国家机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