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众文化的狂欢、民主参与意识的觉醒？还是文化浅表化和娱乐化的症候？
编者按
一群原本默默无闻的平凡女孩，因为“想唱就唱”而一举成名。“超级女声”在中国如此轰轰烈烈，它得到的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空前的、广大而热烈的参与，源于它成功的商业性运作和炒作，也在于它是大众文化与社会时尚的一个风向标。“超级女声”出现之初，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赞赏者奔走相告，反对者忧心忡忡：“超女”会将年轻人、将我们的文化引向哪里？时至今日，“超女”事件已经烟消云散，但是它作为一个文化事件，其意义仍然有待追寻。本版下面发表的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师生的讨论，就在于以“超女”现象为个案，剖析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2005年的文化事件有许多，但意味最新鲜、跨越的时间最长、受到关注最广的当数“超级女声”。它作为我国2005年具有标志性的大众文化事件，将被载入当代文化史册。今天，我们把理论与鲜活的“本土经验”联系起来讨论和反思是很有意义的。
经济技术的运作与海选狂潮
张惠 君：为了把销量做到25亿，蒙牛集团老总想到了超女。他们认为将动态的超女与公司形象联系在一起十分有利，于是宣布与湖南卫视共同打造“ 2005 超级女声”赛事活动。“超级女声”设计了许多创新环节和元素，以至于出现了各大唱区报名第一天，走廊、过道、洗手间到处都是女孩的壮观景象，甚至还出现了万人大逃课的新闻。海选评委每天要听几百人唱歌，雷同率极高。各大赛区的“冠军帮帮唱”设计不仅煽情，而且谋杀了观众不少的话费和短信费。评委何炅说了一段话：“超女的魅力就在于把普通人家的平凡女儿变成会唱歌的巨星”。
李平：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参加海选？如果同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进行比较，它们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李远：主要是因为两者的运作、传播方式不同。超女是真人、声音和图像的互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的媒体轰炸。造成这一局面是由最初的商业动机引发、促使的，或者说是社会需求在商业动机促使下的爆发。这与“纸上谈兵”完全不同。
李平：商业动机与我们走向市场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原来以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无关，而现在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湖南卫视值得重视，它是中国第一家改制的电视台，因此它更开放、更有创新意识和经济头脑。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促进着媒介的发达，电视、网络、手机等从物质层面支撑着大众文化如洪水般涌入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伍波：我以为是“灰姑娘”情结。以往崇拜明星，成为“追星族”，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使自己成为明星。它抓住了年轻人的“星”理情节，满足他们快捷成名的梦幻。湖南卫视的超女节目中有几个环节处理得很好，能够引发很多家庭参与，就如同“生物链”，家人、亲戚、朋友一环套一环，导致了更多人的参与。它把目标锁定在“有梦的青少年”，“爱唱歌的、有梦的女孩”，也可以看出节目定位的准确性。海选降低了成为明星的门槛，只要有勇气、自以为唱得好，就可以参与。这使得海选成了广大女孩子“反抗传统”心理的大爆发。
意识形态环境与性别无意识
贾君卿：我觉得，超女的巨大影响还与民主参与意识的觉醒有关，与大众推举的形式有关。平等选举过程的出现，满足了大众追求民主、表达自我的愿望。因而参与者自然甚众了。
李平：“民选”满足了一部分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参与愿望。美国《时代周刊》在封面刊登了李宇春的照片，把她称为“亚洲英雄”，并说：“超级女声这个节目代表着一种民主运作的模式，由观众自己选出心中的偶像，挑战了中国传统的规范，在中国很不容易。”、“李宇春所带来的震撼已经超出了她本身，她满不在乎的个性、她对待比赛的态度及双性色彩的演出，使得她成为中国的新偶像。”超女现象的确体现了意识形态的一种微妙的张力。从特定角度看文化，超女现象不要说十年前，就是五年前都不可能产生，因为没有它滋生的意识形态土壤。现在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大众文化环境，超女现象体现了文化的社会转型。
贾 君卿：李宇春是一个“符号”式的人物，她在中国的民主中诞生，之所以把文化和政治相连，是否意味着文化是政治的先兆？大家选李宇春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喜欢她更像是无意识中的有意识。
张惠君：正如西方文化研究所指出的，今天的大众文化充满了“机械复制”和平面化、肤浅的东西。“超女”一出，各种经济行为蜂拥而至——什么《我为超女狂》、《超级女声宝典》等跟风之书马上上柜，电视剧立即开机，各家电视台纷纷模仿超女的运作模式。由超女衍生的各种商品迅速蹿红，就连超女的发型也受到追捧。“想吃就吃”就贴在火锅店的墙上。但真正有创意的东西都是无法仿制的。
李平：复制与模仿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化产业现象。文化产业，不仅体现在演出前、演出中，而且体现在演出后。原来常说，精神和物质是对立的。现在，文化变成产业，成了物质和精神的结合体，这值得注意。现在超女的影响很大，连赛场上的运动员也提出向超女学习。这是法国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的时代的“社会心理”，是一种新鲜的文化现象。
社会评论：从不屑走向客观
李平：对于超级女声事件，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的评论。开始的时候许多人对此几乎没有感觉，被媒体问起时往往一头雾水。后来一些名人发现此事影响不小，可大都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拒绝对此发表意见。有些歌唱家对这档娱乐节目十分推崇，但也给出了不少“忠告”。有的学院派音乐家一开始不愿意承认超级女声的价值，直到亲自看了演出才对此改变了看法。不少媒体发表文章，认为应看淡超女事件，但回避了对事件的具体分析。
安利敏：媒体上的各种见解，大致还有以下这些：
1. 大众文化的兴起，是庶民文化的胜利或草根阶层的胜利，而超女是标志性的事件，是大众文化的崛起。当然也有专家对此痛心疾首。
2. 两性边界模糊可能是未来社会的潮流。在谈到中性气质时，有作家表示，现在的女性已不再满足社会的预期，女性已日益男性化；在社会的压力下，男性也日益女性化。对李宇春的支持也许说明了大家需要一个表率来打破烂熟于胸的规章戒律。
3. 短信投票与透明的竞选规则与市民民主意识的觉醒有关。有关评论认为，超女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拨。超出了“娱乐”的界限。超女相对透明的游戏规则是一大进步。它们满足了人们参与演出和选举的内在心理需求。
4. 对湖南卫视的态度。有人认为，“娱乐”就是“娱乐”，不能承担太多社会责任。但是有人针对海选的万人逃课现象，指出主办者缺乏社会责任感。有学者认为，中国缺乏世俗化的过程，如果硬要不同的社会状态趋同，这是最不人性的，也是最不道德的。
5.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有评论指出，“超女是踩着少女的肩膀舞蹈”，也有人在参与过程中，对竞赛活动的评委出言不逊，大加批评。有评论家指出：超女事件是挥霍社会本已稀缺的人性尊严。
6.“超女”与人生。有作者发感叹道：唱得好是一回事，而人气和人缘都可以轻易地将之否定。它让人彻悟人生也是如此，有本事固然重要，但运气和人缘往往超越你的本事。
最近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许江 教授指出，应当警惕由此带来的文化浅表化和娱乐化现象，对超女的过度捧场已经表现了我们的“文化低能”。
李平：“超级女声”事件的文化意味是逐渐呈现出来的。对超女现象的社会评论基本上体现了从不屑到客观的变化。出发点不同、审美观念不同、气度不同，说出来的话自然也就不同。“流行”的东西自然不会长久，从“大众文化”角度研究“超级女声”，不是去评说谁唱得更好，也不是讨论青年人怎样欣赏音乐，而是从社会、文化的大视角出发来探讨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和意义，努力把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和我们本土的经验结合起来，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主持人：李平(上海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参与者： 张惠君、安利敏、徐轶群、赵晴、伍波、贾君卿、李远(上海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研究生、本科生)
《中国教育报》 2006年1月26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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